看上去是中央行使的权力，其实是地方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也就形成所谓的一收就死，一 放就乱的局面。

通过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具体适用的标准及执行程序，使主体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人民是最终权威的来源。

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尝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子。[20]前首席法官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认为宪法体现了民主社会之中特定政治价值判断，这些特定政治价值判断的性质就是个人权利保护。这种认识将宪法限定为审查规范，其目的在于实现对下位法的约束与审查，它远离实体法，更像是高悬在诸部门法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高高在上、不得违反的圣经。英国是议会的发源地，素有议会之母之称，议会至上决定立法机关是宪法的主要实施者。事实是，法院既不是宪法实施的唯一机构，也从来不是、更不可能是中心机构，它只占据宪法舞台的一角。

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的判断，因此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二、意义的形成 在仇恨和怀疑的心理驱使下，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将实施作为法院的特权，法院垄断了宪法实施，成为宪法实施的唯一机构。访谈中，高教授首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2017年国家领导人重提依宪治国的理解：一是现代国家的最高治理形态是依宪治国。

政治宪法 作者：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看到很多人解决问题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转向社会诉求。上述三个内容，你说它们 新也罢，旧也罢，但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与中国现实问题相关联，能够解决中国现实最迫切的基本问题。无论国家机制如何，有些实际的权力，法律要有明确的赋予，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同时也要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重大的权力就与重大的责任承担相匹配，同时有程序可追究、可审议。

同样，对国家权力的构造，以前主要强调的是行政主导。再次，我强调宪法的国际性。

中国现行宪法以人民主权的权力构造奠定其国家理 性意义上的权威，以人民的正当性和革命的历史正义奠定其国家正义意义上的权威，未来当寻求宪法权威的法律拟制，以最终成就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和法治意义上的‘宪法政治。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宪法的变革往往是在外部的冲击下完成后。如果未来沿着这个方向推进，那么在中国，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某些富有活力的东西其实是地方政府在违规做事。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 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即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

第二，近几年我主要研究英美，尤其是美国的立宪史和中国的立宪史。能够解决问题的宪法就是好宪法，所以这三方面内容是值得关注的。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中，也是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的分权，要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审议民主制度等关系。按理来说，案件应该很多。

最高层面是分权制衡体制， 要处理好党权和国权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依宪治国实际上有三个层面。

在宪法创制过程中， 我也不反对规范研究。由此可以预测，为了维护我党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和未来的演变，都要将依宪治国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基本形态来加以考察。

所以，司法体制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完善，以及现在提倡的协商民主，让社会上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整个社会组织形态中的监督与合作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他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各种机制，大多是作为辅助性的权力构造。大体上，这是我前几年的研究内容。要把宪法所形成的国家制度的权威性变成真正的权威性。宪法从基本架构上规定了中国的国家统一体制，所以，地方自主权是在相对范围内的自主权。第一，前几年做宪法学中偏政治宪法的研究。

简单地说，我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历史性和国际 性。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战争、革命与宪法，关涉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

社会诉求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无序，迫使政府出动武装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外部刺激之后，中国又有一种能力，可以将外部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我的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不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方法不一 样。党和中央政府宪法的权威性要强化，以前那种用党的 权威性来支撑国家运行的短板要有所克服。

我认为宪法学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宪法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和一个国家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如果逐渐由司法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失序状态，解决经济纠纷、权利损害，解决地方公权力滥用或者不作为，尤其是基层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那么社会上维稳事件就会大量减少，维稳的力量也会逐渐消失。我更愿意探讨规范产生的过程，尤其宪法规范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涉及到宪法方法论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最终 都需要宪法作为构建一个国家之基本政治结构的主体形式。

我们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所谓的民主制、共和制，所谓的共和国，所谓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谓的主权在民、人民专政，等等，这些基本的观念和制度都是中西交汇后，从西方借鉴，而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甚至惩罚犯罪，就不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为犯法者丧失公益了。

李晶，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要给地方政府明确的、真正的自主权。

大量的中国问题，如个人的贪腐问题，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的问题，就是由于行政法没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很好的法律支持， 没有约束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或者机关的行政诉讼运转机制。在不同时期，宪法中的哪些方面放在重要位置、实施的轻重缓急，根据我国社会不同的发展状况会有所不同。

矛盾纠纷、利益纷争是社会中正常的现象，尤 其是现代社会存在大量的矛盾纠纷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避开法律途径去解决利益纠纷。现代中国离不开与世界的关系， 因为我们不是古典中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7，32（5）发布日期是2017年10月11号 仅限全文转载并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得修改标题和内容。未来的依宪治国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通过司法来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制。

政治宪法强调宪法的创制过程：创制的基本路径、动力、形态和基本目标。当然，并不一定要重新制定宪法或者修改宪法，通过重新强调、重申宪法中的某些内容也是党的文件宪法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现行宪法只不过是现代中国几波宪法史的阶段产物，进一步的变革都受制于历史的演变过程。然而，  谁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宪制是伴随着枪炮、血泪、屈辱及其光荣而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笔者深感荣幸，但又有一种无地彷徨的忧思。

理解中国宪法要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国际视野下进行。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权重有所不同，但都属于依宪治国的范畴。